东亚权威政体另外一个重要的现代化作用在于它对特殊的分利集团的抑制功效。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对现代化过程中自主形成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和危害作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特殊的分利集团受到抑制或削弱的国家，在建立了稳定的经济秩序和法律制度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的增长。他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的时间长短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上的负相关性。其原因就在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具有排他性。它们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在“分蛋糕”，不如说是在进行具有破坏性的“抢瓷器”. 奥尔森认为，单纯的自由贸易和经济要素流动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增长，政府还必须采取限制分利集团的措施。例如，他指出，半个世纪来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并没有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6 ）

    奥尔森的这一独创性理论对于认识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内部障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历史上看，传统社会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垄断性的分利集团由于可以凭借其在传统结构中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它的畸形发展的速度可以远远高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的能力的发育速度。例如南美国家的大庄园主集团和卡特尔，南亚的种族和种姓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为后盾的院外活动集团，均具有尾大不掉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相对而言，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权却能有效地抑制这些分利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国家贫富分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这一点本身就能够说明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强制力量所取得的成效。

    【儒家传统、民族同质性与东亚权威政治】

    这里自然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的过程中恰恰殊途同归地形成这种独特的“硬政权”类型的权威政治形态？

    大体上看，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条件。即北方压力与西方压力之间的特殊的张力平衡。而这种张力平衡是其它的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所并不具有的。本文已在前面对此已作了分析。

    其次，可以肯定地认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某些共同特点起到了重要和作用。

    如果我们把东亚与南亚相比较，就会发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确实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日本、南韩、和中国的台湾都具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和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民族的和宗教文化上的同质性。这些因素有助于国家权威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整合的优势和集体高于个体的整体凝聚力。用南韩学者金日坤的话来说，以忠孝为支柱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形成一种“整体号召机制”（7 ）。在历史上，这种机制在曾不断用来应付外部强敌的入侵和解决与民族生存有关的各种危机。而在面临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的挑战时，这种挑战对本民族的压力可以又一次“激活”这种整体号召机制。从而使东亚的民族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东亚的文化历史传统的上述特点，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作为整合社会力量的基础。而与此相反，南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例如缅甸、菲律宾、印尼、老挝等国，由于民族、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价值、宗法制度与村社结构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权威政体，既便是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难以从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中获得足够的文化传统资源来实现这种整体号召力量。

    【权威政治形态在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权威政治形态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例如，不少学者指出，在面临民族危机和外部压力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力量才能集中动员有限社会资源，以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只有这种权威力量才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势力对该国现代化运动的干扰，以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在后发展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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