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经济到政治

    在经济生活中，经济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政治生活中，竞争也同样存在，而且在程度上可能比经济的竞争更加残酷，带有更多的血腥气。从几千年的战争史、政变史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现代人类的聪明之处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从而规范了政治领域中的竞争，使得政治竞争能够和平、有节制地进行。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表明，唯有市场规则才有可能实现与个人利益兼容的公共利益，其他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政治领域能否像在私人领域那样使用市场规则呢？

    一、经济与政治

    经济与政治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不同。

    首先，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对象实际上是私人利益，即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使得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每一个消费者的福利达到最大化，生产者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其结果就是经济得到发展，也就是实现了公共利益。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私是第一位的，公是第二位的。私是直接目标，公是意外的结果。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公共利益，它的目标是想办法遏制放肆的个人主义，控制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为人类生活提供和平和体面，为人类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交活动提供稳定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其次，在经济领域里，有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即货币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价格体系，这样可以简化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把各不相同的种种经济现象纳入到共同的参照系中进行比较，这些参照系可以衡量经济资源在不同领域里的稀缺程度，并通过价格体系，使经济资源从相对不稀缺处，流向更为稀缺，因此也更有生产力的地方去。但是，在政治领域里，并不存在货币，同时也不存在像价格体系那样的共同的参照系，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稀缺程度，并使得政治资源趋于合理配置。

    再次，在经济领域里，人们已经认可个人利益是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的所在。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利他主义、同情心是存在的，并且是市场经济残酷的经济竞争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的和解剂。但是，利他主义和同情心并不因此构成市场竞争的动力，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动力源泉。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由于公共利益是政治学的直接目的，因此利他主义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正统的政治学一直不承认合格的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员、法官以及够格的公民应该是自利的。如果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员和法官是自利的，那么他们就会被贬称为政客，应该从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而公民如果是自利的，如果不顾公共利益而只为自己的私利参与政治，那么公民也是不合格的。

    但是，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认为，经济和政治虽然有如此种种的不同，但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的经济、人类的政治，而人性中最难以改变、同时也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自利。黑格尔等传统历史哲学认为，正是人性中的恶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在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学者看来，自利并不是恶，而是正当的、完全符合道德原则的。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自利促进了经济繁荣，成功者从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家。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也是自利驱使政治积极分子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从更为严酷的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家。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和公平竞争的政治民主实际上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议会活动的社会意义或社会职能，无疑是制定法律，也制定一部分行政措施。但是为了了解民主政治如何服务于这种社会目的，我们必须从争夺权力和管制的斗争出发，并且必须了解，社会职能仿佛是附带地被完成的──恰和生产对于谋利来说是附带的事一样。”

    制度分析学者德姆塞茨进一步认为，在民主政治领域里，选票实际上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而投票者主权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主权。因此，可以运用理性选择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政治领域的问题。德姆塞茨的分析结论是：“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相比之下，当经济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商业活动的偏好则是自由放任。竞争的影响力，进而社会制度的影响力的降低将趋于使功能性代理者的生存权从对其规范的立宪体制的控制权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政治竞争是充分的，那么政治代理人即政治家、行政官员、议员等就可以在不受立宪体制控制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服务，因此立宪体制等许多政治制度是没有必要的，而政治组织则更不需要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的规则是必需的，并且控制代理人的立宪政治制度是必要的，而政治组织也是必须的呢？

    二、科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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