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孤独的单个原子。而哈贝马斯相信，个体只有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才能稳定地存在下来，而且，它还可以在整合交往中保留自我意志、自我决定、自我实现，任何根据道德进行判断和行动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的交往共同体中得到认可；任何在被认真接受的生活历史中自我实现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的共同体中得到承认。“如果我作为一个人格获得承认，那么，我的认同，即我的自我理解，无论是作为自律行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才能稳定下来。”[24]福柯用谱系学抛弃了主体哲学，但是他连主体也一并抛弃了，哈贝马斯抛弃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但他并没有抛弃主体；福柯以“人之死”来宣布主体哲学之死，哈贝马斯则以主体间性来走出主体哲学的死胡同；福柯认为主体是权力造就的，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是在反复的对话中形成的；福柯认为主体仅仅是知识和学科人为配置发明的，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是借助于语言媒介而交流而存在的。
哈贝马斯无法接受福柯对价值、意义、真理、标准、规范性这些东西的抛弃。最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无法相信福柯的社会政治现实是战争现实这一观点，福柯相信，所有的关系都是差异关系，都是权力的争斗关系，因而都是战争关系，福柯的观点充斥着浓郁的末世学的悲观调子，最后，他只好诉之于个人隐秘的但却富于悲剧性的美学改造，而哈贝马斯乐观得多，他的哲学思考始终带有“历史终结”的乌托邦味道：存在着一个交往理性大形其道的公正理想的集体性社会终点，哲学就是应该为这个其乐融融的终点勾勒出蓝图，并为之保持持续的理论冲动。因此，再也没有谁像哈贝马斯那样如此地同福柯行进在相反的路途上了。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同他的主要对手进行了辩论，但是只有福柯让他煞费苦心地花费了两章的篇幅。实际上，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也是对尼采的批评，因为福柯不折不扣的是尼采的信徒，尤其是尼采的权力理论的信徒，对哈贝马斯而言，这样一种谱系学是危险的，它埋藏着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种子，哈贝马斯当着福柯的面抨击尼采决非偶然，那么，福柯的回答是什么呢?同样毫不客气：“尽管我想多一点地认同他，但当他赋予交往关系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一个我称之为‘乌托邦’的功能时，我总是有一个疑问。认为存在着交往状态，其中真理游戏可以自由流通并且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限制，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纯属乌托邦。”[25]
附：《理论边界》编者前言：
编者按：近几十年来，理论（theory）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它们是对日益复杂的日常政治和文化现实所构成的学术挑战作出的回应。理论和文化研究并非凭空而起的学院游戏，也非艰涩的自欺欺人的智力炫耀，相反，它秉承了知识分子一贯性的批判传统，并且将这种批判传统扎根于当代现实，从而构成一种广义上的祛魅式的文化政治学。这种理论一方面在它自身的丰富传统中积累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和变化莫测的当代性结合起来，并根据当代语境展开新一轮的叙事。因此，理论总是有它一遍遍的回溯源头，同时又总是一次次重新开始，重新出发：理论总是在路上，尽管大步流星过后常常变得步履蹒跚。 这样，理论的边界总是被不断地穿透：当代现实成为它的动力，而它们也表现出对当代现实的巨大的阐释能力，这种能力也是它的活力之所在。本刊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设置“理论边界”这个栏目，推出最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潮流，以及对变动着的当代现实进行阐释的文化研究。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先生主持这个栏目，也欢迎知识界的朋友们来稿一起加入这个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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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l，penguin books, 1990, p.93.
② the will to knowledge, p.93
[3] the will to knowledge, p.94.
[4]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5] 《必须保卫社会》，第43页。
[6] 《必须保卫社会》，第45页。
[7] 《必须保卫社会》，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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