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1996年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 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 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 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 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