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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技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消失。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导”的技术却可能而且已经带来了人文的危机。西方的命运,从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化”开始,从“永恒的活火”逻各斯蜕变为给万物“赋形”的理念(idea)开始,从发生学的知识静态化为分类学的知识开始,经过海德格尔论述过的漫长的“存在史”而进入危机时期。令人担忧的是,陷入危机的西方理性恰恰是通过西方知识方式所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在全球的扩张而展现其自身危机的,从而将全球带入了原发于西方传统的“现代性危机”之中。 在这一现代性危机中,非西方社会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所迸发出来的诸如“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回应,都是传统信仰发生了危机而西方理性又难以融入本地知识的结果。在所有这些“本土”意识形态之下掩盖着的,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是这些社会的本土性的人文诉求。使情况变得格外复杂的,是这种人文诉求在本土社会与西方文明遭遇之前,通常受到该社会传统权威的压迫,因此当传统权威受到强势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时,本土的人文诉求便被纳入政治较量的格局之内了。尽管有如此的复杂性和无数意识形态的纠缠,真正的人文精神既不会被“主义之争”所遮蔽,也不会为“体用之辨”所误导。因为正如本文一开始就言明了的:人文精神导源于意志的自由。 “意志(will)”,这是一个西方语词。不过它所意味着的东西是人类共享的,那就是心灵试图超越肉身界限的那种永恒的冲动。关于“灵魂”的这种冲动,在古代印度思想中与“湿婆”之舞（the dance of siva）有关,在古代波斯索罗雅斯德思想中与“阿刹(urta)”火的行为有关,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则与“天人相感”有关。不同的是,“意志”在西方传统里表现为个体性的,莱布尼茨的“单子”的,而在非西方传统里则表现为互相关联的,“整体”的。从这一差异当中发生出来了西方传统的“自由”观念与非西方传统例如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之间的差异。简单地说,西方的“自由”观念的核心意思其实包含在希腊语词“auto”,或者英文的“autonomy”里面,直译为“自决”(或“自治”)。而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则强调“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还包含另一方面的涵义,那就是王夫之所解释的“逍遥”:过而忘之,引而远之。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庄子解>)。
包含了这样两方面意义的“自由”,其外延大大超越了“个体意志的自决”,已经可以引申为“个体自由”与“一切个体的同等自由”(即西方意义上的“正义”)这两个观念的综合,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通过人际关系的互动而达到的自由,通过社会交往而实现的心灵自由。仅以此文呈献于技术时代的人文诉求者们,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局限性的人文叙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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