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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