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谋划
，而前者则仅仅是关于未来人们将如何决定他们生活的抽象设想。
这种意义上的未来社会，与前面提到的康德所希望的"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之间，有
着惊人的相似。哈贝马斯的理想社会本质上也是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像康德一
样，哈贝马斯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在他看来，"世界性公民身份的到
达不再仅仅是一个幻影"。
当然，康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哈贝马斯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详细讨论两者的区别，超出了本文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就本文主题而言，重要的是指出以
下两点。
第一，康德所提出的"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种意义甚至比两百年以前更
为重要。康德历史哲学及其当代后继者为我们提供的尽管只是希望而不再是担保，但希望
总胜于绝望，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要好。
第二，这种希望所指向的"世界性公民身份"或"世界公民社会"，无疑仍然具有浓重的乌托
邦色彩。哈贝马斯没有掩饰这种色彩，但像康德一样也设法对《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最后
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个问题做出否定回答："能不能说：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
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贝马斯受到该文集中"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关于"以学者的身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观的影响
。 一方面，理论要接受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们的主体间检验；另一方面，理论-以社会作为
对象的批判理论-要通过在公共领域内的启蒙活动而检验其实践效果。也就是说，对批判
理论的实践检验的主要途径并不是依据它们而进行的实际社会斗争是否成功，而是依据它
们而进行的公共启蒙过程是否成功。这是哈贝马斯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传统
在发现自己与实际社会运动之间的距离逐渐加大、对现存社会作根本改造的前景日益渺茫
的情况下，为自己能"在实践上行得通"而进行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显示了康德哲学传统的
优势，也显示了康德哲学传统的弱点：通过对于"实践上行得通"作了弱化的诠释，承袭批
判哲学的批判理论可以说避免了被实践所证伪（用波普尔的话来说）的命运，但这种"行
得通"与"行不通"之间，已经只有一条相当模糊的界线了。
2001/1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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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的美好。
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所然，
９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消逝。
湒：形而上与形而下：以隐显为中心的理解：王船山道器之辨的哲学阐释
本文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2001年第31卷第1－2期（实际出版时间为2002年第4期）。
本文共分6部分，其中第2－3部分经过修改在《复旦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发表时题目
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
metaphysical and under-metaphysical : an interpretation on wang fuzhi`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ao and qi
关键词：形而上，形而下，之谓与谓之，隐显（幽明），王船山
摘要：自《易传》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后，道器之辨或者说形而
上与形而下之分，就成为中国古典形上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讨论。王船山对于道器问题作
出了不同于宋明儒者的全新性理解，他的解释立足于如下的两个出发点：第一，《易传》
是言「幽明」（隐显）而不言「有无」的，因此，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应该在隐显而不
是有无的视域中进行；第二，《易传》所谓「谓之」与「之谓」这两个表达有着本质的区
分，「谓之」不能脱离主体的实践而加以理解。从这两点出发，本文试图重构王船山的道
器之辨。本文的结论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首先主体自身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也就
是是主体显现存在的两种不同方式：由显入隐的思与由隐入显的感性实践；其次，是主体
这两种活动所把握的对象：不可见的隐者和可见的显者。
作者：陈赟，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在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通讯地址：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邮政编
码：200062。电话：021-62851060。电子信箱：ecnuchy@sohu.com。
一、前 言
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分，在儒学历史中乃是一个基本的存在论区分，早在《易传》中，它
就已经出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同样是在《易传》中，有着
对于存在（道）的另一种表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颢意识到，要解决什么是《易传
》所谓的存在（道）之谜，关键在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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