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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读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BA辅导 |
 
要求来自存在论上的支
持。
但是,对于王船山来说,只要没有从实体与主体,也即天与人的相关性来考察「谓之」与
「之谓」,我们就处在存在论的畛域之外。而这种相关性正是王船山的切入点:
曰「性」、 曰「道」、 曰「教」,有质而成章者也。曰「天命」、 曰「率性」、 曰「
修道」,则事致于虚而未有其名实者也。溯其有质成章者于致虚之际,以知其所自来,故
曰「之谓。」
曰「自诚明」,有其实理矣;曰「自明诚」,有其实事矣。「性」,为功于天者也;「教
」,为功于人者也。因其实而知其所以为功,故曰「谓之」。
天命大而性小,(性属一人而言。)率性虚而道实,修道方为而教已然。命外无性,性外
无道,道外无教,故曰「之谓」,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
诚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复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无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
者性,明之所丽者亦性,(如仁义礼等。)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际,有继
、有存、(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有通、有复,则且于彼固然无分之地而可为之分,故
曰「谓之」,我为之名而辨以着也。
王船山发现,「谓之」是在「于彼固然无分」的情况下「而可为之分」,但是,这种区分
的实质是「我为之名而辨以着也」。也就是说,「谓之」句表达的不是对象性实体自身的
「是其所是」,而是主体的一种规定。换言之,「谓之」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解释,
是一种把对象「看作……」(seeing as)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经对动词「看」(to
see)进行了分析,并阐明了「看作」的概念。我们不仅在「看」,而且「看作」;将某
物「看作」什么取决于怎样理解它。因此,「看作」不是知觉的一部分,「思」参与了「
看作」,并使看作成为可能。
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为例,「性」与「教」两者不可加以分析,「自诚明
」在其「是其所是」的意义上并非只是「性」而不是「教」,「自明诚」就其本身而言,
也非只是「教」而不是「性」:
性教原自一贯:才言性则固有其教,凡言教无不率于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则「自诚明
谓之性」,而因性自然者,为功于天;「自明诚谓之教」,则待教而成者,为功于人。

在是其所是的层面,人性总是在教化过程中生成的人性,所以,只要一旦道及人性,教化
也就同时在里面了。同样,教化总是人性的教化,是人性固有之端的启蒙,而不是对于人
性的制作、生产,因此,教化过程其实只是人性固有倾向的自我发展。所以,人性与教化
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不可人为加以分割,任何分割都是一种形式的、脱离内容的
规定。然而,从行动方式的角度来看,则自诚明和自明诚体现的乃是两种走向存在的不同
方式:自诚明,不待于工夫、培养和教化,是直接出于自然本性的方式,因此,它是圣人
(天才)的方式,而不是学者的方式;自明诚则与之相反,不是直接出于本性,而是经过
教化、启蒙,而最终合乎本性的方式,是学者的方式,而不是圣人的方式。这里存在者一
个天人之辨,「天不容己于诚,而无心于明。诚者天之道也,明者人之天也。」 因此,
「谓之」的真理作为主体性的分辨,它乃是一种行动的真理,是对于不同的行动方式的分
划,它意在「因其实而知所以为功」,它既告诉我们行动的目的--「要功于诚」;同时也
告诉行动的方式--「必以明为之阶牖也。」 这里的关键在于,「谓之」句不是主述式陈
述,不是 「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而是主体出于一定的实践目的(对于不同的存
在方式)所作的一种分辨。在王船山那里,他多次提到这种来自主体而不是对象本身的规
定与分辨,例如「先后」、「始终」、「春秋」等都是人自身建立的,是自然界本身所没
有的。
在「之谓」句中,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它表达的是对象实体的实际情况,是「彼固然
而我授之名。」例如,在「天命之谓性」中,性自身就是天之所命,而不需经过主体的建
立。性是「有质而成章」的实体,而天命则是对于这一实体的起源的回溯,通过这种回溯
,我们可以理解这一实体的「其所从来。」所以,「之谓」所展示的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言
述,而不是实践理性的真理,是从知上理解存在的活动。
事实上,对于谓之和之谓的这种区分,并非王船山的个人发明,在哲学史中,它是一种普
遍的看法。在王弼、朱熹和高拱那里,我们同样发现了这样一种区分:
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不可得而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
谓之,名之也;之谓,直为也。
「之谓」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谓之」云者,加之名者也。故不同。
然而,王船山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于这种区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于王船山而言,
「谓之」与「之谓」的分辨与广义的知行之辨具有不可避免的关联。当《中庸》说「自诚
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时,其目的并不在为我们提供对于「自明诚」和「自诚明」的
认识,而是提供可以施行的「所以为功」的方式,因此「谓之」句是实践理性的言述,而
不是理论理性的命题。它关涉到的是「如何」、「怎样」这种实践的语境,只要脱离了行
动方式这种「如何」的语境,我们就看不到它是主体自身建立起来的真理。「之谓」句与
之相反,它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言述,它提供的不是行动的方式,而是「以知其所自来」的
认识。它所告诉我们的是实体性自身的真理,它关涉的不是「怎样」、「如何」,而是「
什么」。「天命之谓性」告诉了我们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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