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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帝
（1）、参见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296。
国在其女性方面的投资，她写道："控制女人的性，颂扬母性，抚养帝国建造者的男性后代，被广泛地理解为维护男性帝国主义体制的健康与财富的首要手段。"殖民主义的文明化使团通过自我牺牲的白人家庭妇女形象来再现自己。在此，妇女的形象成了把自我利益与道德优越转化为自我牺牲与种族优越的殖民意义系统的工具。
在这样的语境中，麦克林托克等人的研究挖掘出了性别对抗的隐在方面。她认为：帝国的男性特征首先是通过把自己征服的土地加以象征性的女性化处理而得以阐述与确立的。比如关于开发佛吉尼亚的神话就是如此。"带着男性的命名特权，白人男性使得美国身份成为他的身份的扩展，把男性欧洲的领土特权标在她的（新大陆的）躯体以及她的土地的果实之上。"而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中的一段话则表明了这种对于领土/性别的丧失的焦虑如何在被殖民的男性身上生产出相应的领土/性别重获的幻想："我与白人的文化、白人的美、白人的白（white whiteness）结婚，当我的手不停地触摸这些白色的胸脯的时候，它们抓住的是白人的文明与高贵，并把它变成我的。"这样，领土与欲望的冲突就通过性别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被殖民的国家，如印度，西方统治者就象是强奸印度妇女的白人男子，因而他们也是印度男子的性别复仇对象；而印度男人对于在印度的英国妇女的强奸，同样混杂着一种民族主义的领土回归冲动。我们在中国与西方（包括日本）侵略者的对抗话语中，同样可以发现：奸污妇女既是殖民征服的标志，也是激励反殖民斗争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表达民族主义复仇欲望的文本总是反复突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妇女的兽性行为）。
《黑皮肤，白面具》也涉及到了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冲突与性别的关系问题。对此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被殖民的男性是殖民男性的真正的他者。有些学者将这个观点应用于印度，指出：殖民的男性通过参照所谓的印度男人的女里女气（effeminacy）而界定自己的男子气概，并进而论证殖民的合理性。麦考莱（t·macaulay）指出：在殖民男人的眼中，"孟加拉人（bengall）的生理器官比女人还要柔弱，他生活在一个蒸汽缭绕的浴盆中，他的消遣是坐着的，……"这样，通过把非西方的男人女性化，殖民主义的逻辑得以合法化。换言之，印度是可以也应当被殖民的，因为它缺少真正的男人。这充分表明了性别统治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同质同源性。男人对于女人的"自然"优势直接对应于西方对非西方的优势。欧洲男性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不容置疑的统治，被表述为极端的男性主义。正如南迪（a·nandy）在《内部的敌人：殖民主义下自我的失落与复活》（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1983）中指出的："殖民主义是与现存的西方性别陈规以及它们代表的生活相一致的。它生产出一种文化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统治象征着男人以及男子气对于女性与女子气的统治。"
5、回归个人主义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所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我看来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群体性的权利诉求（不管这个群体是"第三世界"还是"女性"），而作为群体性的诉求，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把自身群体或他者群体本质化的倾向，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了斗争的需要）。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女性"，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那里都不同程度地是一个抹杀了差异的本质主义（铁板一块）的概念，而忽视了"第三世界"或"女性"以及相应的"第一世界"与"男性"都充满了内在差异，不存在无差异的"第三世界"（以及"第一世界"）或"女性"（以及"男性"）。这种概念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虚构出来的。与这种群体性的诉求相比，个人主义的概念显得更加真实。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个人的自由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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