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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西方理性主义 硕士论文 |
 
史的问题,具有了
普遍意义和有效性。即便没有选择它的文化人,也被迫从中寻找对于文化人性的解释,
这种解释尽管没有束缚他自身的选择,但只要他想清醒地生活下去,他就必须和它保持
联系。因此,韦伯所揭示的视角,或所发掘出来的方向范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权利
。只要它同时承担着启迪的要求和正确性的要求,对于我们,它就永远都是一种选择的
权利" 【42】。

施鲁赫特(w. schluchter)对韦伯立场的概述似乎切中了韦伯的自我理解,但韦
伯的自我理解只是在表面上把对待现代世界观的两种矛盾立场协调了起来。如果我们不
从目的理性和控制世界等概念出发,来勾画西方理性主义,而把世界观的合理化(作为
世界观解中心化的后果)当作入手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一种具有形式特征的
普遍意识结构难道不是表现在文化价值领域当中,而且,文化价值领域根据真实性、规
范正确性和本真性等抽象价值标准,沿着自身的逻辑在向前发展。科学思想、后传统主
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及自主的艺术等,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
结构是不是作为调节性观念的"文化人共同体"的财富?普遍主义立场不一定要拒绝多元
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性"的历史特征,但它认为,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只限于文化内
涵,并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意识"程度或"抽象"程度,势必就会对
现代世界观的形式特征产生决定作用。因此,普遍主义立场涉及到的是现代生活世界所
必需的一些结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身,而认定这种普遍主义观念具
有必然性,那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它在理论层面上遭到了拒绝,在元理论层面上再一次
遭到否定。我认为,相对主义,不管是第一层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与韦伯在阐明合理
化问题时所依据的抽象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韦伯的立场当中还是有相对主义的
残留。这是他的一个动机决定的,要想摆脱这个动机,他就不能把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
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特性,而应当归结为合理化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所选择的一种
模式。

结合在《导言》中列举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韦伯指出:

"在以上列举的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而对于
理性主义一词,可以有诸多截然不同的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说明这一点。譬如
,神秘观照的''合理化'':也就是说,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是特别不合理的,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是合理的,正如合理化的经济、合理化的技术、合理化的科学研究、合理化
的教育、合理化的军事、合理化的司法和行政管理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
完全不同的终极观点和目的来加以合理化,然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东西,换
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因而,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早已存在于不同文化
的各个生活领域当中;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说明它们的不同,就必须搞清楚,它们的
哪些部门被合理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合理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寻
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并说明西方的独特性
" 【43】。

这段话集体反映了韦伯的文化主义立场,韦伯后来在关于新教伦理的文章中又复述
了一遍:"我们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和截然相反的方向,去使生活合理化" 【44
】。但是,价值内涵的相对主义是否和如何影响合理化过程的普遍特征,关键要看,"
终极观点"(letzte gesichtspunkte)的多元主义究竟扎根在哪个层面上。文化主义的
立场一定会要求,任何一种合理性形式(以及相应的提高形式),在同一个层面上至少
有一个抽象的视角,由此出发,同样也可以把这种合理性形式说成是"不合理的"。而这
看起来正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所坚持的内容。可惜,韦伯无法为他的断言提供论证。接
下来我们将对上文列举的内容逐步加以论述。

关于(a):行为技术化意义上的合理性。在方法的引导下,这些行为是可以复制
的。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调节和规划的特征。韦伯指出,非理性的行为可以合理化的例
子,包括"摧残性或神秘性的苦行方法或观照方法,最极端的形式是喻伽以及晚期佛教
用祈祷机器加以控制的方法等" 【45】。从怎样的抽象视角出发,我们才可以断定这样
的技术训练是"不合理的"呢?我们当然可以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来批判宗教世界观是不
合理的,因为它们赋予了苦行训练、心醉神迷、喻伽等以一定的意义。但是,首先,这
样的批判针对的不是行为自身的技术合理化,而是对仪式行为的宗教解释;其次,它要
想支持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就必须阐明,从形式的角度,可以把现代世界观和神话世
界观一视同仁。

关于(b)和(c):形式合理性(formale rationalitaet)。韦伯指出,经济、
技术、科学研究、教育、军事、司法以及行政管理的合理化,"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
可能是特别不合理的" 【46】。但是,韦伯批判的不是这些行为领域合理化的技术和策
略,而是这些领域在总体性文化当中所具有的相对意义。只要行为领域应当得到合理化
,我们就可以用有效的支配范畴(verfuegung)来衡量进步。支配范畴在不同的文化中
保持恒定不变,它包括对自然过程和社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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