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暴露出自我根据的道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一方面强调伦理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在于主体自身，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贯彻这种自律的原则，因为理性的或心性的主体所要论证、建立、遵守、符合的伦理道德规范毕竟是从外面现成拿来的，虽然“凑巧”与那些发自理性或心性的道德原则一样。作为对这种不彻底性的克服出现了两个方向的道德学说：一个是从哲学的努力回退，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论证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解释其发生的原因与历史，探讨其结构与功能，衡量某些具体道德规范的得失，决定其取舍废立。另一个是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原则，不接受、更不屑于去论证任何外在于自身的既有道德规范，而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为最高的道德。与科学策划的道德观相比而言，这种道德可以叫做艺术创造的道德观。

但是这两种道德观实际上取消了道德。无论在科学性的道德策划里，还是在艺术化的价值创造里，伦理道德或哲学道德的消极的客观限制固然被打破，但同时任何积极的限制也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原来以伦理化的道德形式曲折地残存下来的一点本真道德的遗迹也被彻底地抛弃，于是道德完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多余的词汇：在严格的社会科学用语里它与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等放在一起成为有关法制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等标准考察之外的非常规变数。在这种科学策划指导下的社会工程实施中，它被用作精密的标准技术手段如法律条文、经济预算之外的辅助性的民间调解手段，而且科学社会确信这种辅助手段的需要仅仅是暂时的，因为按照“社会进步”也就是科学化的要求，道德的原则最终都要被全部转写为可操作的、可控制的、可废立的、无歧义的精确形式。所以无论在社会工程实施中出于操作性的技术细节原因是否还暂时被利用，它在科学策划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遗迹、落后的象征，如果说除了暂时之用外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便是一种观赏价值或文物价值，是一种有趣而且无害的古迹旅游资源一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越落后的地方越丰富，而在一个充分进步发达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充分数字化、精确化、机制化的现代性社会里，这个因素在严格的社会的算计、策划和工程实施里是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类似地，在艺术创造式的道德理解里，或者说在为自己创造道德的自我癫狂的艺术活动里，道德实际上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笑话，一个现代派的搞笑的艺术品。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相争-同谋，因为在科学技术操纵的世界里，据说对美的热爱、对诗意的感受、对艺术的虔诚是现代人唯一可能用以抗拒科学权威、抵制技术统治的稻草，是人类最后的救主，但实际上对纯粹美感的狂热追求正如对精确控制的无限提高一样，是现代人彻底丧失了本真道德尺度之后的痛苦而麻木的、疯狂而冷漠的、清晰强烈而盲目愚钝的自我膨胀。这个膨胀的自我可以表现为审美的主体，也可以表现为算计的主体，而这两种主体相互争执的可能条件在于：就其根本而言，二者都是追求控制和创造世界之权力的意志。这种意志本身除了什么都不是之外并不是任何东西，它是无限吸附和无限膨胀的自身虚无的旋涡，以自己为中心疯狂而冷漠地旋转，在这个旋涡中自然被脱水甩干、被震裂粉碎、而且以“进步发展的加速度”离心而去。除了服务于它的控制、创造和同化，这种自身旋转从不真正尊重任何异于自身的他者，它只在乎它自己的感觉：美感或者感觉材料的当下主观确定性，是现代美学和实证科学共同的第一原则。接下来便是表达、创造或者参数设置与结果控制。当然从外观看起来，现代科学和艺术作为一个权力意志的两种表现还是有所区别的：可以说前者是在冷漠掩盖下的狂热，后者是在狂热掩盖下的冷漠；或者说前者是打着客观旗号的主观，后者是打着主观旗号的客观棗当然主观客观这样的词语是宗教-哲学相争-同谋时代的用语了，而现代科学-艺术的相争-同谋则主要不再是“观”点上的相争-同谋，而是行动上的了。行动也是现代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原则。两种貌似不同的行动表现着同一个意志，两种实质相同的行动争抢着同一个权力。在它们的争抢所营造出来的权力制衡假象里，危险被最大限度地掩盖、扩大和蔓延。在它们的争抢所营造出来的虚假自由里，选择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无论崇拜艺术还是迷信科学，个人都被迫卷入现代性的人类膨胀过程中，成为人类这个病菌群落中的一杆菌体棗对于本真的自然来说，人类岂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病菌群落了么？！至于那些左右大脑半球同样发达，科学与艺术并尊的“健全”现代人，就该是病菌群落中的杆（干）将了。

其实菌（军）团无论多么雄伟壮大，在这个宇宙中也不过能留下一个小小的疮疤，而且这个疮疤除了能证明人类自己的愚蠢可笑和记录人类自己的自取其辱外，不能给宇宙整体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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